关于中国画的思考

——当代艺术家袭古创今的主流精神

唐勇力，1951年出生，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院委，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美术馆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理事。

一

就中国画面言，认为20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所进行的探素，对未来中国画的发展至关重要，大概不是一种夸张之辞。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社会变革的进一步加剧，我国的民族艺术正经历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尤其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画一直处于被激荡的态势中，其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外来文化与我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处在世纪之交的每一个画家，都该冷静思考，把握未来。我们有了一个机遇，我们该在此刻形成自己的认识、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术史论界通常认为，20世纪的中国画可分为两大派：“传统派”和“融合派”，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发展趋势。传统派是指坚持民族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画内部的形式独创，独立地推进国画的发展，并以鲜明的个人风格获得历史认可的画家。他们成功的原因，除了艺术家本身对民族文化的深刻把握、自信等原因外，文化背景的因素不可忽视。毕竟20世纪的前半期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还有限，影响还不广，中华深厚的文化底蕴依然坚固地支持着传统派画家和观众对国画的审美趣味，其判断标准可以说相对稳定单一。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等传统派大师的贡献就在于此，他们推进了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发展，其杰出成就历史将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们再来看“融合派”画家的努力。他们大多亲自到过西方，直接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在两个不同的文化源之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面对外来文化的强势，如何处理好西方文明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退守”，还是“融合”，历史给了技巧改造中国画，或将西方现代艺术的色彩表现融入中国画。无论成功与否，他们的尝试值得饮佩，他们的经验值得深思、借鉴。他们的融合是以改造中国画为前提的，任何人，只要了解中国画发展史，就会理解甚至赞赏他们的冒险。当然衡量他们艺术成就的标准，就不能用传统的尺度、而应有一个符合时代变化的综合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徐悲鸿、林风眠等著名艺术家的贡献是伟大的，他们的艺术探索将为后人所重视。

在全球交流高度信息化的今天，一方面现代化的媒体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着不断的演示，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画家和观众都不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人人都有了比较、判断、选择的可能。就中国画而言，从事国画创作的画家和欣赏国画艺术的观众会在不同文化的参照中，依据各自的趣味和体验，欣赏不同的作品。这一切的结果是，过去单一的表面平衡被打破了，出现了艺术发展多元化的局面。原先中国画只有传统水墨画法或传统范畴内的笔墨创新画法，表现的是约定俗成的内容，现在从写实到写意，从具象到非具象，从传统到现代都有，表现的题材更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对此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对待，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试验到成功的过程，这也是当下中国画发展的文化环境要求。从中国画的历史看，中国艺术的精神在山水画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但20世纪及未来发生的一切，仅靠寄情于山水、花鸟，是无法完全展示中国人的现实情感和精神实质的。当代中国画需要更多地关注有关人的作品，以体现中国当代人的精神，体现当代中国对艺术的思考。因此，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但从另一角度看，市场似乎更容易接纳山水、花鸟作为室内的陈设和装饰，人物画家面临的选择似乎要少很多，但挑战也就在此，况且中国画未来发展的许多问题正蕴涵其中，有必要加以深入思考、探索。

二

如果我们追求中国画特有的审美意境，那么没有文化的熏陶，仅靠材料、技法训练都是难以成就一名真正的中国画家的。道理显而易见，一幅完美的中国画，它应包含材料、技法和意境。对第一点应没有太大的争议，既然是中国画，基本材料应是肯定的。问题在技法、审美意境上。

技法对从事视觉艺术的画家而言，是最直接可视的基本功。但技法永远不是脱离审美理念、情感而孤立存在的。画家在实践中找寻适合自己的技法，形式非常重要，也是最难把握的。中国画传统技法经千百年的锤炼，有其生命力顽强的一面，那是因为民族文化的积淀，最后以特定的符号体现了出来，就如生命的遗传密码一样，不能轻易抛弃、更改。可是不能忽视其中生命细胞的老化病变，因此对传统技巧的学习运用要有的放矢，因人而异，甚至可以各联所需，万不能把技巧学死、学僵或学油了，本末倒置地纯粹为技巧而技巧。历史证明，真理往往以最简单、最直接的形式体现，绘画也一样。

在绘画实践中，有精神追求的画家对技法的创新更觉必要，因为它最直观地显示出画家的个性风貌，体现时代的情绪，也是画家成熟的标志。把当代不同人的不同情感以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关键是要深刻理解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理性反思和意象把握的基础上，注意技法与时代、题材、意境的关系。这不是说要古今折中，或表面化的中西合璧，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要悟道。在这方面，“融合派”画家的尝试是一个借鉴。徐悲鸿先生用西方传统的写实主义技法改造不求形似的文化画，以期克服明清以来的摹古习气，强调形似的重要性，甚至要求“惟妙惟肖”，从而使中国画尤其是中国人物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艺术回归现实、关注社会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当然过于写实也会限制情感抒发、不利个性的体现。

与单纯的技法相比，我们在传统方面更应继承的是对审美意象的把握。“气韵生动”被南朝谢赫列为“六法”首要，有其深邃的内涵。谢赫虽没有具体阐述其实质，但我们在欣赏传统中国画时，“笔墨”作为“气韵生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和审美实体，应予以肯定，可现代人对“气韵生动”还应有新的体悟、新的表达。我们清楚中国人物画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的地位，我们目前缺少的是能与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保持距离，且真正体现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力作，我们苦苦追寻着能承担我们艺术思想的新的载体和表达方式，我们一直在努力。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很可能会一无所获，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画家的作品应表达人的心灵的力量。“气韵生动”的笔墨能体现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是中国画的精髓，我们终将保持，但这还不够，除此之外，现代中国画还应传达时代赋予我们的创新的精神、理性的睿智、永恒的思辨、诗意的悲凉、主体的张扬甚至人类的困惑、苦难……总之应体现作为视觉主体一一当代人的视觉心理过程，为此我们对技法的改进、创新是绝对必要的，剩下的就是看画家怎么做了。令人欣慰的是，在艺术探索过程中，一无所获的冒险和追求，同样是人类进步的体验，值得画家一试，何况有作品将永远记录我们探求艺术真谛的每一步足迹。

在这个探索的阶段，我们更应对20世纪曾有过的艺术变革加以特别的反思。当初的一切都是在外来力量强大的攻势下进行的。先是各国列强的入侵，接着是专横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切促使我们改造民族艺术，我们被迫进行着救亡图存式融合、调整，以保全民族艺术不被吞噬。徐悲鸿先生的功绩就在于此，他以写实的技法改造了中国画，使中国画在三四十年代担当得起为民众呐喊的重任；从“融合派”的另一位大师林风眠先生开始，中国画由被迫的改造转为从容的吸纳。对传统艺术的自信和对现代艺术的开放，使林风眠将20世纪西欧现代艺术中的色彩及造型形式融入中国民间美术中，保留了中国画的传统神韵，平衡了古典风格和现代审美，他的追求既包容着东方精神，也包容着西方现代精神，其艺术所拥有的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国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在20世纪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融合”之路是中国画不得不走的历程，但这只是一种过渡。当代画家虽无法选择时代，但是幸运的，当下的艺术环境可以说相当自由、宽松。现在对画家而言，最大的干扰和不自由是画家本身。在摆脱了外在的各种束缚后，艺术上深层次的自由不是任何一位画家都能达到的。艺术本体的反思、艺术观念的拓展、艺术素养的提高、艺术语言的创新等等，永远是画家在追求艺术自由过程中必须不断解答的问题，尤其在由对自身传统的启蒙性反思向对现代文明开放性批判迈进的时候。

三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领域，为中国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并造成重大影响的都是在美术院校任教的艺术家，这种局面是历史造成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延续。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这是我国美术发展的特点。在美术院校，对末来中国画发展的思考，最后往往演变成一个如何进行美术教学的实际问题。那么我们的中国画教学究竟该如何来应时代的要求，进而为中国画的发展做点贡献呢？这里笔者谈一些关于中国人物画教学的粗浅认识。

首先要尊重艺术个性，因材施教。高等美术教育在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它承担着培养美术人才，促进美术发展的重要任务。我们这些担负教师和画家双重角色的人，经常会遇到教学和创作中的某些疑感，加上画家通常理性思维欠严谨，所以一些问题随之就来了。但尊重学生的艺术个性，因材施教是永远应遵循的教学基本原则。

其实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做好过，教学中的许多问题往往出在这里。要牢记教学的目的应是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才华，而不是抹杀艺术个性。青年学生対现代艺术有兴趣，那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有学生对传统艺术有兴趣，也应鼓励；还有学生想来点融合，也未尝不可。当代人需要学习、交流、理解、共存，这在教学上也是值得提倡的。这是我们历经周折之后的体会。

现阶段作为教师只能按教学大纲教学，不负责任的盲目尝试带来的后果一般人多不敢承担。但教学大纲观念滞后的问题也是确实存在的。对学生来说，学了几年的中国画，练了这么多年的笔墨技巧，结果只是沧海一粟，加上生活阅历有限，很难在四年内能有什么飞跃，学习过程中的重复、迷茫是一定的。这时教师的作用就是要协调教学大纲和学生个性之间的矛盾，要启发学生学会自己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鼓励学生保持可贵的创作激情和艺术个性，因人而异地给予及时点拨，这该是教师的责任。

其次要善于学习，认识差异和局限。东、西文明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源，是人类思维的不同表达，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总的来说，中国画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东西，无论质和量都是有限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不是说不要相互学习了，而是希望能更全面的学，更理性的学，学其精髓，悟其道理。梁启超先生曾说过，一个民族不会学习是不行的。近百年来，我们似乎真的不会学了，以前是太骄傲不肯学，后来是心理不平衡，学的别扭，学的片面，从现在开始，教师和学生的心态都要平和些、平等些，兴趣要广泛些、深入些，凡是自己没有的不知道的，都不妨学习ー下，不行再抛弃也来得及，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差异，激发创造力。徐悲鸿先生学的写实技法，林风眠先生学的色与形，我们是否还应学的更多些呢？除了向传统、西方正统艺术学习外，是否还应向中外民间艺术学习，向其他民族的艺术学习？除学技法外，是否还应学习其形而上的精神理念？要学的东西很多，要有耐力、毅力。不学习不思考，不可能有变化、有创新。原地踏步便是倒退。

比较中西美术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文明对人类个体的认知比我们深刻，他们发明的可覆盖性颜料（如蛋彩、油彩等）符合人类的普遍行为特征，即允许在创造过程中有尝试、实验、冒险、更正，使视觉形态本身在每一时刻参与其中．致使艺术语言的形态结构和人类精神同步，结果和过程并重；而这在传统中国画中是无法想象的，尤其是文人画，它要求画家画画如练功念佛，经文不变，而心境日新，否定尝试、冒险，强调“意在笔先”，追求的是一种“修身”的体验和释放，它的外在形态是相对稳定的，内在变化是精神的积累后的提升。作为教师不仅自己要对文化差异性有深刻理解，而且在教学中应时时提醒学生，无论学生的兴趣何在，都应让学生认识中、西方审美的特征性，认识本民族艺术的长处，才能不断选择、进步。

任何画种由于工具、材料和技法的局限，它的表现与描写范围都是有限度的，不宜一味求广求大，超载是容易翻车的。对某一画家来说，要寻找符合自己个性气质的表现内容，确定一个题材，不断深入发掘，才能扬长避短，出好作品。学生的创作训练也是如此，在寻找合适的表现题材的同时，更应启发学生对题材作深层次的思考。独特的视角，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内涵才能引起观众的视觉响应。

最后要认识到笔墨重要，但不唯“笔墨”论。如果现代文化有世界性意义，的话，那么它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它的普遍性，即用现代的一切材料和手段，展示当代人类的各种情感，西方现代艺术基本属这一层面：另方面是它的独特性，这取决于民族特定的欣赏心理和表现方法。中国画有极其鲜明的独特性，自元明清以来形成的笔墨技巧和笔墨趣味不仅成了中国画的形式核心，而且也是欣赏内容的一部分，它的高度成熟和规范化，几乎是无法超越的，能变化的余地很小。放弃笔墨有时等于放弃这种独特性；继承笔墨，又无法跨越前人，在笔墨面前教师学生都会彷徨、焦虑。但如果我们视野开阔一点、将中国画的历史再冷静地追溯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画既包含有知识分子的文人画，也有来自乡村的民间艺术，还有宗教壁画等等、它们的艺术特征不是笔墨所能概括的。如果单就中国人物画而言，那么笔墨就不是中国人物画仅有的艺术特征，事实上中国人物画意境的营造和艺术特征的呈现，除笔墨外，还有造型、线条、色彩、书法等因素。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画更是种文化习俗的积淀和审美心理的综合表达，所以对人物画而言，笔墨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在教学上应高屋建瓴，让学生从宏观上认识传统中国画的全部内涵和艺木精神，创造与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和精神特征相呼应的现代中国人物画。在中国人物画领域，可创造的东西很多，特别在明清之后，中国文人画重“神似”，而形成和情感表达不足，这就使我们有了创造的可能。

在中国上千年的美术活动中，美术的一元和多元的时期都是短暂的。中国文人画是美术一元的产物，它的高度纯熟、完美，也伴随着封闭、保守，难以让人领略丰富、自由；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多元的时代，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美术岁月留于后世？仅我们一代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的探索远未成熟、完美，但丰富性、多样性是能做到的。我们要以行动去创造多样性的艺术观念，多样性的风格流派，多样性的艺术语言。只要我们做了，就会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痕迹。在迎接下个世纪到来的时候，沉着的做法是少提口号，多做实事，平心静气去做画家该做的事，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让画家自由选择，积累力量，在数量和质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各派都会有大家出现。只有这样，中国美术（当然包含中国画）才能浩浩荡荡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站在跨世纪的门槛上，我们的心灵会时不时地掀起一些波澜，可能是世纪之交的仿徨，可能是市场经济的刺激，也可能是民族自信的复苏。但我们是清醒的，我们希望永远保持这种清醒，做自己该做的事。

（唐勇力 1998年10月于西子湖畔）